高攀龙明代

高攀龙(1562年 - 1626年),字存之,又字云从,江苏无锡人,世称“景逸先生”。明朝政治家、思想家,东林党领袖,“东林八君子”之一。著有《高子遗书》12卷等。万历十七年(1589年)中进士。后遇父丧归家守孝。天启六年(1626年)三月,高攀龙不堪屈辱,投水自尽,时年六十四岁。崇祯初年(1628年),朝廷为高攀龙平反,赠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,谥“忠宪”。 高攀龙的诗文(141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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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成就

东林领袖

  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精神领袖之一,与顾宪成兄弟创建了东林书院。

  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,在于提倡“治国平天下”的“有用之学”,反对王学(王守仁学派)末流的“空虚玄妙”之学。他认为“无用便是落空学问”,“立本正要致用”,把“治国平天下”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。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,因此后人评价他“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”。

  无论在朝在野,高攀龙时刻关注国家的命运,关心百心的生活。在邪恶面前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理想,保持了崇高的气节。他的思想与道德足以成为后世楷模。

诗文著作

  高攀龙的诗文被称为“立朝大节,不愧古人,发为文章,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”。著有《高子遗书》12卷,以及《周易易简说》、《春秋孔义》、《正蒙释》、《二程节录》、《水居诗稿》、《毛诗集注》等书。

  高攀龙的文章,平易流畅,素雅清遒。如记叙散文《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》和《祭顾泾阳先生》,富有情感地讲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和为人品德。文中有:“先生于世,无所嗜好。食取果腹,衣取蔽体,居取坐卧,不知其他。四壁不垩庭草,不除帷帐,不饰一几一榻,敝砚秃笔,终日俨然冥坐读书,四方酬答而已。忧时如疾痛,好善如饥渴。”等句,素淡几笔写出一位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。又如《薛文清公传》,几件小事即将薛文清公正廉明、的品格勾画如生。高攀龙的游记虽不多,但也可见借景抒情的文笔功力。如《武林游记》中写湖中雨景道:“是时雨丝阴蒙,水烟笼树,远山层叠,浓淡相间。内湖荷香袭人,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,左右瞻眺,恍然自失。”读文如观画。又如《三时记》描绘大姑滩的险急,栩栩如生,颇有深意。

  高攀龙的诗歌,朴素自然,文字简洁,恬淡中别有寄托,颇有陶渊明的风格。如《夏日闲居》中语句:

  长夏此静坐,终日无一言。

  问君何所为?无事心自闲。

  细雨渔舟归,儿童喧树间。

  北风忽南来,落日在远山。

  顾此有好怀,酌酒遂陶然。

  池中鸥飞去,两两复来还。

  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。《说诗晬语》曾给予评价:“万历以来,高景逸攀龙,归季思子慕,五言淡雅清真,得陶公意趣。仁义之人,其言蔼如也。”沈德潜则称高攀龙的诗是:“无心学陶,天趣自会”。

静坐学说

  高攀龙担任行人职位时大量阅读经典,但仍自感“读书虽多,心得却少”,于是改用半日读书、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,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。

  高攀龙的静坐功夫造诣甚高。所谓静坐以“平常”为要诀,“平常”即清静自然:“以其清静不容一物,故谓之平常”,“静中妄念即净,昏气自清,只体认本性、原来本色,还他湛然而已”,“湛然动去,静时与动时一色,动时与静时一色,所以一色者,只是一个平常也。故曰无动无静,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”。 高攀龙在著作《书静坐说后》中又把理学的“主一”观念引入静坐论,认为“必收敛身心,以主于一,一即平常之体也,主则有意存焉,如意非著意,盖心中无事之谓一,著意则非一也。”可见高攀龙的静坐说也并非一味讲静,具有“以静为主,动静交养”的含意。

人物生平

早年经历

  高攀龙,字存之,号景逸,江苏无锡人。祖父高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,父亲高继成生有五个子女,高攀龙排行第二,后因高静成的弟弟高静逸无子而被过继为嗣。

  高攀龙自幼好读书懂礼仪。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罗懋忠和顾宪成前来讲学,高攀龙受其影响,开始潜心研究“程朱理学”,确定了治学方向。

  万历十七年(1589年),高攀龙中进士。不久后高静逸去世,高攀龙归家为嗣父守孝三年。

初入官场

  万历二十年(1592年),高攀龙服丧期满,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,执掌传圣旨、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。因平时工作比较清闲,高攀龙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藏书,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著作,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《读书录》,赞赏其“一字不可轻与人,一言不可轻许人,一笑不可轻假人”的处世态度。高攀龙还编写了《日省编》,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《大学》章句之下,作为初学者的指南。又将有关儒、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《崇正编》,以抵制王阳明“心学”所提倡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主张。

  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呈上自己著述的《大学初义》,诋毁程朱之学,并请求颁行天下。高攀龙极力反对,上疏驳其荒谬。这本书因而未能刊行。

贬官外放

  这一时期,明神宗已长期不理政务,朝中党派纷争、宦官横行,致使政务混乱,国力日衰。高攀龙随即上《今日第一要务疏》,称欲改变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,首先必须正本,其次要“除刑戮”、“举朝讲”、“用谏臣”、“发内帑”,革新政治。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。

  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,侍郎赵用贤、都御史李世达等人被罢官,朝中议论多归咎首辅王锡爵。高攀龙和御史袁可立上疏,指责王锡爵排斥异己,认为皇帝不应无故贬斥大臣,并斥责郑材和杨应宿谗言诬陷,应予罢免。杨应宿则上疏弹劾高攀龙,言辞狂妄近乎荒诞。部院提请轻罚二人,神宗下旨贬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典史。

  高攀龙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,在船上就订立严规,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,不被外界干扰。到揭阳后,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,培养了不少学生。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,惩治地方恶霸。高攀龙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,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。

归家讲学

  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二月,高攀龙在赴任七个月后以事假归家,不久遭遇亲人病故,于是不再出仕。此后在家乡讲学二十余年,虽有言官多次推荐,但皇帝并不理会。

  高攀龙在漆湖之畔(今蠡湖东岸)建造一座“水居”,取名“可楼”,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场所。除刻苦钻研外,高攀龙还参与讲学,很快成为一代儒学宗师。当时高攀龙与顾宪成志同道合,交谊颇深。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,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,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,并每年举行“东林大会”。初由顾宪成主持,万历四十年(1612年)顾宪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龙主持,直至天启五年(1625年)书院被拆毁为止。当时朝野内外的士大夫无论认不认识他们本人,提起高、顾都是一致称赞。

 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,裁量人物。当时许多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,纷至沓来。在朝的李三才、赵南星、邹元标、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,遥相应和。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。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,诬之为“东林党”,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。

复起为官

  万历四十八年(1620年)七月,神宗去世,皇太子朱常洛即位,是为明光宗。明光宗在位一月驾崩,长子朱由校即位,是为熹宗。

  熹宗即位后,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而重新崛起。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,天启元年(1621年)又进封为光禄少卿。天启二年(1622年)正月,关外重镇广宁(今辽宁北镇)失陷,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。消息传来,朝野震惊,人心惶惶。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,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。他在《破格用人疏》中提出要破格用人,加强战守之备,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,负责处理战事。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。孙承宗也不负众望,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,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。

  天启二年(1622年)四月,高攀龙上疏追论三案(梃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),要求惩治郑养性、李如桢、崔文升等人。奏疏上达,皇帝不悦而责备高攀龙多言,但最终仍将郑养性谴归原籍。

  当时孙慎行以红丸案指责前任首辅方从哲,高攀龙也引《春秋》典故归罪方从哲。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,被高攀龙上疏严厉斥责。不久高攀龙被调任太常少卿,又上一道《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》,向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。方从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责帝王不孝的言辞激怒熹宗,熹宗欲严惩高攀龙。叶向高极力挽救,才得以罚俸一年而作罢。

  天启二年(1622年)九月,高攀龙调任大理寺右少卿。十一月,升任太仆卿、刑部右侍郎。

  天启四年(1624年)八月,高攀龙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,上《纠劾贪污御史疏》弹劾御史崔呈秀。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、铺张浪费。吏部尚书赵南星经复查认为事实确凿,提请将崔呈秀戍边。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,认魏忠贤为义父。

  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,控制了朝廷内外。东林党人如杨涟等纷纷上书参劾魏忠贤,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。

被诬自尽

  此时魏忠贤正借机大肆迫害东林党人,称高攀龙与赵南星结党营私,皇帝下旨严厉斥责。不久后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任知府,攻击高攀龙徇私、排挤同僚,高攀龙因而被罢黜。

  高攀龙等人被罢官后,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大权,编派了《缙绅便览》、《点将录》、《天鉴录》、《同志录》等黑名单,将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开列在内,予以打击。

  天启五年(1625年)八月,魏忠贤矫旨,以东林书院为始将全国书院尽数拆毁。

  天启六年(1626年)二月,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龙仅被罢官,必欲除之。于是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,诬告高攀龙、周起元等七人贪污,派遣缇骑前来抓捕。三月,高攀龙整冠束带前去拜谒先贤杨时的祠堂。回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,谈笑自如。此时有人前来禀告周顺昌已被逮捕,高攀龙闻言神情泰然,笑说:“我本视死如归”。归家后与夫人谈笑如常,没有异样。亲笔书信交给两个孙子,交代翌日递给校官,而后闭门遣散诸孙。不多时高攀龙的儿子们(发觉异样)前来探查,发觉高攀龙已自沉于池塘,时年六十四(虚岁六十五)。

  子孙们打开高攀龙的信,乃是遗嘱,上面写着:“我虽被罢免官职,但过去曾是朝廷大臣。大臣不可以被侮辱,因为大臣被辱等同于国家受辱。我现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,以效仿屈原的遗愿。皇帝的恩泽未能报答,只愿来世再报。臣高攀龙绝笔。希望使者带去这封信向皇上复命。”

  高攀龙就死前曾致书同年袁可立道:“弟腐儒一,无以报国,近风波生於讲会,邹冯二老行,弟亦从此去矣”(《高子文集·答袁节寰中丞》)。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,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,每议事与阉党“数有所抵牾,欲自请外”(黄道周《节寰袁公传》)。天启六年(1626年)十一月,袁可立抗疏道:“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?”(《睢州志·袁可立传》)。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,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,魏忠贤从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,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,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。自袁可立“归而魏焰益肆”,忠贤推戴之势成矣。黄道周说:“当魏崔时,盖无复然明义、真者,有之,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。”(《节寰袁公传》)

身后追封

  崇祯初年(1628年),朝廷为高攀龙平反昭雪,赠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,谥“忠宪”。

心同流水净,身与白云轻。

寂寂深山暮,微闻钟磬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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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来柳线转媚,雨过桃华更妍。著履绕堤散步,自言不减神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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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人作何功课,终日对山不语。问我此意何如,白云自来自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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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日堕于西隅,白月升于东牖。我趁于此开尊,佩得金印如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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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华点点上下,燕子飞飞去来。春色行看尽矣,山荼还有未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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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树遮山有态,白云过水无心。一窗半开半掩,四月乍雨乍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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